段镇在讲课
在中国少先队历史上，段镇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和创造力的人物，也是集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之大成的少先队教育家。我自年起多次采访段镇，甚至在他家里居住半个多月，为其写成长篇传记《解放孩子》，于年出版。上海几代人都亲切地称呼他“段伯伯”，可谓男女老幼通用的爱称。30多年深度交往，段伯伯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把一颗心全部奉献给了儿童发展事业，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杰出的少先队教育家。
“迎接光明的新中国到来”
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段镇（当时名为段锦云）等入党。因为是地下的秘密活动，党员又是单线联系，每个党员的入党宣誓均分别举行。年7月，为16岁的段镇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室外刚刚有一队日本巡逻兵经过。
在党组织培养下，段镇积极在青少年工人中发展党员，参加《新少年报》等各项工作，被称为一员“虎将”。对段镇来说，年4月3日地下少先队的成立，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为新中国贡献毕生力量的最佳事业。
一天，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德华约他谈了一次话：
“阿段，国民党叫我们共匪少先队，我们就成立少先队吧。组织上已经决定，由你负责建立地下少先队，团结广大少年儿童，迎接上海的解放！”
“您放心吧，我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段镇满怀信心地说：“可以用《青鸟》读书会为掩护，成立一个铁木儿团，稳健地发展地下少先队组织。”
胡德华满意地笑了，夸奖道：
“阿段成熟了，可以挑重担了呀。现在是秘密工作时期，不要公开用少先队的名义，要保护好每一个队员！”
经过地下党支部对各个《青鸟》读书小组的分析，决定分别在沪西、沪中、沪南、沪东、沪北等区的小通讯员中，秘密建立地下少先队组织。年4月4日，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前一天4月3日，恰逢星期天，上海地下少先队首批18名队员，分别举行了宣誓仪式。
不久，在段镇细心安排下，沪中、沪南两区的地下少先队员聚在一个秘密地点，讨论怎样开展队的活动。
有个队员不解地说：“反动派都说《新少年报》是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机关报，说我们是‘小共党’，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少先队这个光荣的名称呢？”
“是啊！”“我们也这么想。”好几个队员都轻声嚷嚷起来，并紧紧围住了段大哥。
段镇笑眯眯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
“不论这个组织用什么样的名称，少先队的红领巾早已飘扬在你们心中了。现在就是定名为少年先锋队，你们也不能戴上红领巾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组织应该发扬战斗精神，配合大哥、大姐姐工作，迎接光明的新中国到来。”
说罢，他拿出了苏联作家盖达尔的小说《铁木儿团及其伙伴》，请大家边读边讨论起来。其实，这些队员已经熟悉铁木儿，但经段大哥一引导，他们一下子开窍了：“对呀！我们也可以像铁木儿那样做呀！”“铁木儿才是真正的少先队员呢，应当向他学习！”“我们也成立铁木儿团！”“要像铁木儿那样秘密行动！”……
兴奋起来的队员们献计献策，设计出了铁木儿团的统一标志：。“T”代表铁木儿，“△”代表广大少年儿童。这就是说，铁木儿团在少年儿童之中，要团结更多的小朋友来共同战斗；△也是五角星的一只角，五角星代表光明，象征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铁木儿团是跟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去迎接光明的。
段镇本是地下党委派做地下少先队组织发展与联系工作（即如今的辅导员工作），但在选举中，队员们一致推选段大哥为铁木儿团团长，推选地下少先队队长李森富为副团长。从此，段大哥既是他们的辅导员，又是他们的团长。
一个个地下少先队员就像一颗颗种子，在地下党培育之下，很快便在上海一些学校生根发芽了。
立文小学里的铁木儿“三人小组”走在最前面，一件事就使名震全校。段镇和原地下少先队员家振曾这样记述铁木儿团的行动：
一走进立文小学的校门，就闻到一股臭味，原来校门正对着厕所。学校想省钱，没有专职清洁工，一些同学又不注意公共卫生，抽水马桶坏了不修理，日久天长，越来越脏。厕所的板门因为太脏了，推门时大家不愿用手，都用脚踢，很快就把板门踢了一个大洞，阵阵臭气就从这破洞里扩散出来。
立文小学铁木儿团的三位团员悄悄地行动起来。一个星期天早上，三位团员瞒着家人来到学校，刚进校门就被传达室的老伯伯挡住。老伯伯怀疑地问：“今天不上课，你们来干什么？”三位团员支支吾吾地说不清，这更加重了老伯伯的疑心，他坚决不让他们进去，还说明天要报告校长，这一来可把他们难住了。三人退到隔壁一条弄堂的转角，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记起大哥哥讲过争取群众支持开展各项工作的故事，想到传达室老伯伯是好人，应该争取他的支持。于是，他们重新又回到学校门口。
老伯伯看见他们去而复回，感到奇怪，反而要他们进传达室，想好好盘问一番。可这几个孩子不说别的，却问老伯伯：“老伯伯，这里怎么这样臭啊？”一句话引起了老伯伯的不满，他发起牢骚来了：“喏！就是那厕所呀，脏了没人刷洗，坏了没人修理，门也给踢破了，我最倒霉呀！一天忙到晚，看门、摇铃、搬东西、扫操场，让校长再用一个校工打扫厕所也不肯，真是……”
三位团员看到机会来了，马上接口说：“老伯伯，我们来打扫好吗？”“你们？”老伯伯像听到什么古怪的声音似的瞪眼望着他们。三位团员立即你一言，我一语，把他们要“尽力做看不见的好人好事”这一愿望告诉了老伯伯。说得老伯伯又感动又欣喜，高高兴兴地让他们进了校门。三个铁木儿拿出准备好的铁桶、石灰、抹布、木板和锯子、刷子等，投入紧张的战斗。在老伯伯配合下，抽水马桶修好了，用“来沙而”药水消了毒，洗刷得干干净净，还用石灰水把厕所粉刷一新，门也修好漆了一遍。
星期一清早，老师、同学们一进校门就发现厕所大变样，墙上还贴着一张“忠告”：“看，厕所现在多干净呀！臭气没有了，门也修好了。但是，一、请你保持清洁，用后放水冲洗；二、请你用手推门，不要用脚代劳；三、请你……”署名：“△T”。
△T是谁呀？全校同学都议论开了，反正，是做这件好事的好人呗！有人向传达室老伯伯打听，只见老伯伯直摇头：“不知道，不知道。”
铁木儿团的活动在勤光、位育、立文、储能等小学和建承、中法、市西、洋径、育才等中学里十分活跃。有的学校团员多，有的只有一二个，但他们都能按团章的要求认真去做。一时间这些学校里好人好事大量涌现。随着这种新风吹进学校，同学和老师的精神都为之一振。
△T在少年儿童的心中扎下了根，一批敬佩“铁木儿”行为的同学，千方百计寻找着铁木儿团。而铁木儿团呢，经过考察和讨论，把最积极的同学一个个地吸收到自己的组织里来，学校里的队伍不断地壮大起来。
本文作者孙云晓（左一）与段镇（左二）等合影
沉下去，“海底探宝”
年上海解放后，段镇担任团市委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组织科长，他没有浮在机关忙忙碌碌，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去基层学校蹲点。
少先队建队50周年时，段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写了一篇谈蹲点的重要文章。他写道：
我从事少年儿童工作和少先队工作从“地下”到“地上”，从筹建中国少年儿童队直至今日少先队，前前后后总共有54个年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少先队，这是我的幸运。如今虽已年过七旬，仍能快乐地为少先队奋斗。我的座右铭是：“甘为红领巾孺子牛，誓当少先队敢死队。”我想我将干下去，干到死而后已。
我的领导，我的老师，那些大哥大姐们传授给我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珍贵的“宝贝”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它是少先队工作的“法宝”，又是培育锻炼少年儿童工作者的“法术”。建队50年来，我就是这个“法宝”、“法术”的学习者、使用者、体验者和受益者。
段镇在肇周路小学期间，与大队辅导员刘元璋一起，总结创造了著名的“友爱小队”经验，这完全是从队员的实践中来。
一天下午，段镇正和刘元璋在商量事情，副小队长张元元推门进来，急匆匆地说：
“辅导员，小队长陆幼珍两天没来上课了，怎么办？”
他说话的态度，既不焦急，也无同情之感。两个辅导员还未回答，他接着又说：
“准是逃学了。哼，还是小队长哩！”
“你推测她一定是逃学吗？”刘元璋重复地问了一句。
“一定是！队组织应该处分她。”
“现在我还不能同意你的意见，我不赞成随意批评一个人！”刘元璋说，“我看，还是按照中队辅导员的建议，先派一个同学，或者你自己亲自去一趟，了解了解她到底为什么不来上学，弄清楚了事情原因，再来决定是否要批评，好不好？”
张元元的脸骤然地红起来了，两手搓着衣角，也许他事先没有料到辅导员会这样回答吧。为了使这种不协调的空气快点散开，刘元璋扶着他的肩膀说：“张元元，我思考再三，最好还是由你自己去完成了解的任务，不知你是否愿意？”
“好，我现在就去！”张元元兴奋起来了，话刚说完，就飞也似地冲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早晨，段镇和刘元璋吃过早餐，刚刚走进大队部，张元元就来了。紧接着，中队辅导员也匆匆赶来，她也是来谈陆幼珍缺课的事。
三个辅导员交换了一下眼色，示意张元元先讲。
张元元的表情和昨天下午来报告时的状态大不相同，脸上已经没有昨天那种毫无同情之感的神色，而是相当严肃地汇报说：
“报告辅导员，我已经到陆幼珍家去过了，她不是逃学。”
“那为什么不来上课，又不请假呢？”刘元璋急着问。
“她的弟弟病得很厉害，妈妈要去上班，又要请医生、买菜，只能把陆幼珍留在家里照顾弟弟，而且也一时抽不出身来请假。她见到我去了，很着急，说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病好，如果老不到校上课，功课会落后，她担心赶不上大家……”张元元愈说愈急促，看样子已动感情。他最后问：“辅导员，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是的，怎么办呢？”三个辅导员都在想着这个问题，以至于忘了张元元站在一边正等待着他们的回答。
“我知道，昨天是错怪了她，随便说人家逃学。可是现在……”他自言自语地像在做检讨似地说。
这时，中队辅导员讲话了，她说：“我们大家应当立即想办法帮助陆幼珍。”
段镇和刘元璋当然很赞成中队辅导员的建议，因为这正是向孩子们进行友谊教育的好时机。
于是，张元元活跃起来了，他说：“我们想今天下午开个小队会，由我报告访问陆幼珍家的情况，然后请大家讨论帮助她的办法。”
“好！我们也来参加。”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平时并不怎样关心人的小队，在讨论帮助陆幼珍的问题时，竟是那样的一致。当张元元报告完毕时，孩子们都抢着发言，情绪十分热烈。
“我住在她家隔壁，到她家去很方便，让我去帮助她好了。”一个队员说。
“我和她平时很说得来，我去吧。”另一个说。
“让我去好啦，我能帮助她补课，还会帮助她做点家务事。”
小队会很快做出了决定：从当天开始，由功课好、住得最近的朱珊和林小娥负责去帮助陆幼珍。“我们一定很好地完成大家交给的任务。”朱珊和林小娥激动地说。荣誉感与责任感在她们身上涌现出来了。两个孩子没有辜负小队的委托，她们实现了自己在小队会上的诺言。为了正确清楚地给陆幼珍补上落下的功课，上课的时候，她们更加用心地听讲；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总是准时地到陆幼珍家去履行任务；每天早晨又总是把陆幼珍做的作业按时交给老师批改，一天又一天，从不间断。
不久，团华东工委举行少年儿童队工作讲习会，段镇被派去做专题报告，专门介绍肇周路小学培养团结友爱集体的经验。这是段镇第一次做带有理论性的经验总结。
少先队需要“自动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注重实践经验和自下而上教育的段镇，居然被打成“右派”，加上文革的磨难，失去了30年珍贵的工作机会。年，被解放出来的段镇已经50周岁。但是，他的经验，他的才华，他的斗志，依然光彩夺目。于是，一时间，段镇成了许多单位争夺的“宝贝”。段镇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回团市委少年部，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少先队！
当若干单位争调段镇之时，他已经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蹲点几个月了。电影《闪光的彩球》就是在这里拍摄，电影里的大队辅导员就是以沈功玲为原型创作。
多年以后，沈功玲回忆：
段镇来蹲点说来就来，非常突然。在一个静静的楼台上，我开始向他汇报工作，也讲了我如何费尽心思设计队活动，又怎样到处请人，可他似乎感兴趣的不多。我渐渐悟出来了，惟一使他兴奋的是孩子的故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