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观察点
时间：过去二十年
空间：中国
先抛开争论不休的应该使用传统的精神病理学“适应标准”，还是21世纪以来积极心理学倡导的“发展标准”来评价心理健康的问题，高水平运动员人群由于其超强度训练负荷、持续的竞赛压力、极大的受伤概率以及不确定的生涯终止/转折等多维度应激因素，要实实在在地比非运动员人群承受额外的心理健康风险。这二十年来，对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情况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绝大多数属于“方便”取样，即采用大学生运动员或青少年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且绝大多数也采用“方便”手段即SCL-90自评表（该量表对中国文化和运动领域的适合性尚不清楚），只有为数极少的研究（如杨舒，）既真正使用了一线的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也尝试发展出更具生态效度的评测工具，值得提倡。
总体来看，对于中国高水平运动员人群真正的心理健康风险现状，从实证性研究方面来说我们所知不多。而真正深入在一线的运动心理专业人员，又是一再地见证着一些活生生的个案。
2.轶事时间：年-年
空间：某省高水平运动训练基地
个案一
“从小在运动队就被人看不起，被认为没有天赋，学动作又慢，别的孩子讨教练喜欢，自己只受到冷落。一心想要争一口气，只知道有成绩别人就会对我好，受到尊重，打那一刻起，拼命的训练，加班加点练，而总是在无意间经常受伤，因好强的心，硬是坚持几年后成绩上来了，成为本项目世界一流选手，可身体、心态却练坏了，还不能与家里人讲我在运动队所受到的痛苦。因从小知道，不给亲人添加压力与麻烦就是对家人的负责。之后，就是成绩好时，大家都对我好，成绩不好时，重新被冷落。慢慢对伤病与动作害怕的恐惧心理越来越严重，我变得在训练中有强迫症，一定要反复去练某些难度、危险动作，以增强自己的自信；而同时又非常害怕这样练下去会出事，会摔成残废，我已经摔过多次，有严重症状，曾与教练沟通交流，说自己有心理问题，可是教练并不相信，也许是因为我表面上很坚强。我好像一个人在对抗全世界，经常哭，抱怨自己受伤的身体，非常压抑，多次有自杀念头，有次站在楼顶高处，都只想一跳了断这一切。无人知晓这种痛苦，不被理解与还受责备，高压力之下，精神常常处于崩溃状态。我知道高水平运动员在赛场上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但平时的训练都已经处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苦练更加适得其反。这种种压力合在一起，又不断加重着自己的病情。直到这次全运会，我觉得真的没法再继续下去了。”
个案二
“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际，十岁时，母亲病逝。因我运动很好，之后父亲便将我送到运动队参加训练。那时跟随的教练严格控制我们的体重，担心我们长胖，甚至有时禁止我们吃饭。我有几次偷跑到外面电话亭与父亲悄悄通电话诉说我的痛苦，父亲却往往认为是我吃不了苦想半途而废，让我感到绝望。加之，有组里的队员经常跟踪我，将我偷打电话及多吃了一个面包等等，打小报告给教练，然后我就会被当着组里所有队员的面受到严厉训斥，或者体罚。这种不适当的处理方式经常发生，让向来遵守纪律刻苦训练的我心态起了很大变化。某次被教练处罚之后我感到异常崩溃，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站在楼顶出于不甘的心理和畏惧死亡的感觉，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于是计划好离队出走，次日我成功逃离后，在外流浪了一星期，这期间是几位热心的乞丐收留了我。后来有警察找到了我，把我送去了一个专门收留未成年孩子的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是联系到了我父亲他并赶来把我接走。由于我极度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运动，队里的领导尊重了我的意见给我安排了另外组并且几个月我就到省队训练了。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时，一方面和父亲之间没有解决矛盾，另一方面高强度训练身体异常疲惫，让我备受煎熬，每到夜晚控制不住地哭泣和难以入眠，也经常生病，还检查出心脏二尖瓣轻微关闭不全。幸好之后我又换了组与新教练配合、沟通的蛮好，成绩也一直在进步。但是奥运会选拔入选后，最终没能给我去参赛，又带来了莫大的打击和压力，但我也没有因此放弃。今年全国赛前，我发现问题严重起来，身体状况很差，负面情绪膨胀的时候双手和小臂也会持续发麻，再次长时间持续无法入睡，还出现了手部湿疹。我做了多项检查，在挚友的帮助陪同下最终去了精神科，诊断结果为双相情感障碍、植物神经紊乱。我觉得是多年情绪的积压，导致现在终于爆发了。”
3.国际奥委会的焦虑时间：年11月11-12日
空间：洛桑，国际奥委会（IOC）总部
IOC的重大责任，不仅仅是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更需要体现在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上。面对近年来世界各地对运动员心理症状/障碍愈来愈多的报道和批评，使得IOC不得不高度
